近些年来，周湧一直努力探索的艺术问题乃是，如何用水墨的方式直接表现我们身边的现实生活，进而触及芸芸大众所面临的生存状态。而沿着这样的艺术方向，他显然已经突破了传统中国画的入画标准、艺术表达方式与意境构成方式。周湧的这种做法使一些坚守传统中国画艺术标准的人很难理解，所以他们坚持认为周湧的近作不能算是中国画。

　　对于上述看法，周湧非但没有予以驳斥，反而明确表示他的作品属于现代水墨的范畴，并不是中国画。在一篇强调自己艺术观点的文章中，他敏锐地指出，现代水墨“已完全脱离了中国画的问题范围，并与中国画有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应该将(现代)水墨创作与(中)国画创作区分开来。”(注) 周湧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有新意的，这使艺术家也好、批评家也好再也不至于将两类不同的艺术创作混为一谈。在此前提下，人们将可以针对不同的艺术创作采取绝然不同的艺术评判标准。于是，所谓“坚守笔墨底线”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困扰现代水墨画家的问题了。

　　不过，作为一个曾经积极参与现代水墨探索的艺术家，周湧对现代水墨创作的状况是不太满意的。在他看来，无论是从中国的现实文化环境出发，还是从国际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现代水墨在现阶段仅仅借用西方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即热衷于对形式语言的探索、对传统艺术的反叛、对内在情感的表达等等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随着文化情境的转换，它必须转入到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去，这样不仅可以使水墨材质内在的文化涵义，如身份感、文化感等在国际交流的大背景中突显出来，还可以为当代水墨创作开辟新的表现天地。仅此而言，周湧的看法是值得所有现代水墨画家思考的。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问题，周湧的艺术观念更多得益于西方当代艺术。我们知道这种艺术从出现伊始，就强调用艺术的方式批判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意识中的一切社会异化现象。如果说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趋向审美的表达，那么当代艺术更趋向观念的表达。前者是出世的，后者是入世的。而且，为了更好地与大众达成互动性的交流，它往往直接采用大众十分熟悉的图像与符号。或反讽、或戏拟，无非是为了使公众对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进行必要的反思。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及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当代文化在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问题，如拜金主义盛行、伦理道德下滑、崇洋之风泛滥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中国艺术家开始借鉴西方当代艺术的思想资源及形式资源进行创作，结果使中国当代艺术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就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格局而言，仍然存在着许多毛病。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在思想观念的表达上，与中国当下现实文化缺乏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图像的选择、形式的表现上，也与传统中国文化缺乏血脉上的关系。因此，周湧在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反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某些倾向，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

　　我认为，以世俗化、生活化作为切入点，是周湧作品的一大特色。从题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其就来自现代都市中无数中产阶级家庭      尽是一些平凡琐事，同时，他还巧妙地涉及了特定的青少年问题。像《鸡里有激素要少吃》、《好好学习，将来过好日子》，《摔倒了自己爬起来》等作品主要强调了城市中产阶级对子女进行教育时所采取的普遍价值观。另一类作品，像《想休学，去打工》、《父母不知道我们同居》等作品则反映了当今中产阶级下一代所采取的叛逆性价值取向。比较起来，以上两种价值观正好说明了两代人或者准确地说是分别于五六十年代或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在消费时代来临后所出现的巨大差异。前者更多是从孩子的将来考虑问题，如一个人要有健康的体魄，要有在社会上立脚的本领，要有坚强的性格等等。但后者更多是从眼下考虑问题，如需要用钱宁可不上学去打工，为了情爱根本不管传统道德的约束等。不过，以上两者的价值观都与传统儒家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所强调的价值观相差甚远。在这里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似乎被一些人悬置了，个人与家庭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作为一个聪敏的作者，周湧既没有简单地批判这一点，也没有煽情地歌颂这一点。他只是在作品中简单、平实地告诉读者，这就是生活中的现象，这就是某类人生活的象征性符号或室内场景。由于画面内容很容易调动许多人的类似生活经验，加上画面不但配有文字的提示，还留下了大量的裂缝与空间，所以很容易引发一些读者进行艺术的再创作。

　　再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我们又可以发现，周湧转换来自生活的素材时，并没有简单沿用解放以来中国人物画创作的流行模式，而是借用卡通和连环画的创作模式，创作出了体现某类人生活特色的“类象”。按传统的观点看，周湧的作品在艺术处理上可谓语言浅白、陈词滥调，但我觉得其正好与一些读者平常的“消闲性阅读”如看卡通、广告的经验相吻合，所以取得了良好的阅读效果。另外，为了与自己的艺术追求相协调，周湧还故意取消了传统的笔墨趣味性，更多采用了单线平涂的技法：其线是用焦墨积点而成，墨与色的表现很单纯。而这恰恰演变成了周湧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这方面，他似乎深受美国波普大师李希泰斯坦的启示。

　　周湧的作品既得益于大众文化，又不屈从于大众文化，也就是说，既向大众文化吸收了可资借鉴的营养，又巧妙反思了大众文化中不太健康的东西，这一点非常可取。我甚至觉得，这正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应采取的文化态度。

　　2002年6月于深圳东湖

　　本文载于《江苏画刊》，200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