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90年代初，当国内许多水墨画家还在力图将传统的线墨体系与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经验进行融合性探索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许多水墨画家尚在致力于所谓现代化艺术风格与图式探索的时候，画家周勇已经开始用水墨画的媒材进行当代艺术创作了。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由于我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当代艺术问题，所以针对传统国画来工作对我来说已不再有多大意义。运用国画媒体从事当代艺术创作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是一个值得我们实验的课题。”

　　周勇在水墨画界无疑是个捷足先登之人，因为至今也没有多少水墨画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而批评界公平探讨当代水墨问题还是1994年以后的事。这意味着，在周勇看来，中国画的改革说到底，还是如何与当代文化环景相匹配的问题，如果仅仅在形式风格上做文章，不从新的思想观念入手，不重新寻找水墨画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位置，进而在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寻求出路，就无法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弄得不好，水墨画还会沦为补壁式的装饰物。

　　不可否认，周勇所提的问题是相当有意义的。依此为出发点，水墨画极有可能面临新的繁荣。要是说他提的问题一直未能广泛引起关注，我认为一方面由于他为解决这一问题所提出的艺术方案还不是十分成熟，另一方面则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兴起之时，无论是艺术家、批评家，还是编辑，似乎更为重视当代油画及装置，当代水墨基本上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周勇当时的创作方法把宣纸和水墨从传统国画程式中抽离出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美国波普的处理手法，于是，在他的画上，人形、文字、标识与图案使呈交织重叠状，给人以广告与招贴画般的鲜明单纯印象。按照他自己当时的艺术目标——好致力于“对人类现存状态的批判”，以及表现对“消费社会的怀疑心理”，我们可以认为，他当时在画面中所提出的文化问题还不是十分明确，且图式符号及艺术手法也缺乏本土性、通俗性的特点。此外，他在艺术探索的过程中，无意中将波普艺术作为一种风格来借鉴了。但熟悉艺术史的人都知道，波普艺术与西方现代派的许多流派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观照和切入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抓住了后者，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二

　　在往后的日子里，画家周勇逐步修正了原有的观点，此时，他再也不单纯地把水墨和宣纸当做材料来使用。通过对自己和其他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反思，他深切地体会到“这些年我们在用艺术作品表现所谓当代问题时，大多援用的是别人(欧美)的语言，我觉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语言是很重要的环节。”他还认为，“传统中国画是很好的人文及视觉资源，我们必须根据现实文化环境的需要去开发这一资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一改大肆引用西方符号和广告处理的做法，转而采用了传统符号和传统水墨画的一些技法。据他讲，之所以如此而为，无非是为了弄出一种中国化的表达方式。应该说这一点对中国当代艺术是相当有针对性的。理由是西方当代艺术的话语结构产生于特定的艺术传统及文化背景，简单挪用是肯定要出毛病的。客观地看，周勇的艺术目标是基本达到了。在这批作品中，传统的图形也好，现代的图形也好，全是用地道的水墨手段交待出来的，广告性的技法已被弃之不用。可惜，他要提出的文化问题仍然不够鲜明。比方说吧，他认为他画中用方笔写出的很多小黑方块是从电脑中的笔毒图象引申转化而来，罩于传统山水及花鸟符号上，意在表示应对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清理，由于他画中的“病毒”符号很难使观众意会得到——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画中的“病毒”符号在形态上与电脑病毒相去甚远，故很难让人将两者联系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周勇是过于强调建构语言的重要性了，以致他对他要表达的问题或相关的符号研究、提炼不够，结果使画面上的符号变成了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这与他之本意肯定是相违的。

三

　　无论是通过对周勇创作过程的了解，还是通过与周勇的接触，都让我深切地感到，他是属于那种不断注意从自己的经验的创作中，尤其在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的艺术家，这使他能够不断地用创造性的自我批评对以往的创作方案进行调整。在写此文时他一再强调不要廉价的赞许，而要把他的创作为个案来研究。凡是对今后创作有利的批评，他都乐于听取。正是由于他有开放的心态，使得我写此文时能采取“吹毛求疵”的方法对他提一些意见。

　　最近，周勇又给我看了他的一批新作，我觉得他是进一步逼近了自己的艺术目标。周勇的近作引用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文化符号，如十字架、自由女神、以及象征前苏联及纳粹德国的党徽等等，目的是希望清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画面效果相当不错，既很有力度，也很抢眼。不过由于他在各个符号里填充的传统山水符号似乎与主题不太搭界，所以很容易让人误读成他是想用一种使西方符号与传统程式相嫁接的手法来解决中西艺术相融合的问题。由此我感到：致力于当代艺术创作，更需要一个艺术家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从整体上看，搞当代水墨的艺术家目前还不能与搞当代油画及装置的艺术家相比。我丝毫也不想否认建树当代中国艺术语言的重要性，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即对于当代艺术家来说，成功的艺术语言必须产生于明确的艺术话题与符号，而这肯定需要艺术家花很大的功夫去研究传统或当代文化。在这里，单纯搞艺术语言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当人们完全从艺术效果出发去找一些符号，然后再牵强地扯出一些话题时，就会让人有莫名其妙之感。而且，手法也相应成了空中楼阁。不久前，在与我的朋友孙振华进行关于水墨的对话时，孙振华曾说过一段很好的话，我把它送给画家周勇，希望对他有用：

　　“过去水墨的破和立基本上是针对形式语言的问题而言的，解决的只是视觉问题。当代艺术由审美向文化的转型需要我们逐步来清理这些问题。艺术家的观念变了，视线也就宽了，如何具有观念上的制高点，将至关重要。进入文化的视线中，仅仅靠直觉，靠小聪明就不灵了，更需要智慧，以及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敏感和把握能力。”

　　我祝愿周勇取得更大的成功，并盼望用他的作品反驳水墨画只通用画似是而非的东西或不能干预现实的说法。我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周勇就堪称为一个有艺术史意义的艺术家了。

　　1998年3月28日

　　注释：

　　载于《艺术界》1998.3-4月号。

　　① 见《“波普艺术”与东方神秘主义》(周勇)，载于《广东美术家》1993.2。

　　② ③引自《艺术笔记》(周勇)。

　　③ 见《形式主义的困境》(孙振华、鲁虹)载于《美术研究》1998.3。